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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初心

發佈日期:2021-07-09  作者:袁樹仁 點擊量:

  

日寇治下亡國奴

我的家鄉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1938年初冬時節,我在大興安嶺東麓一個小山村降生日本佔領我家鄉已有六、七年之久,在那裏建立了偽滿洲國。

老百姓不吃大米白麪,違者就是“經濟犯”,要被抓去坐牢。我的養父是一位鄉村中醫,年老多病。養母用“非法”手段搞來一點點米麪,有時偷偷給養父蒸一小碗米飯或烙兩張小油酥餅。我和養母吃粗糧。養父太疼愛他的“小仁子”,我眼巴巴望着他的樣子,有時往我的碗裏撥一口米飯或者掰一小塊餅給我。就這樣,他們對我仍要千叮萬囑:“到外面有人問你吃什麼飯,絕對不能説吃過米麪,一定要説吃的是苞米碴啊!”我年紀小,不會説別的(例如還可以説“吃的高粱米”或“吃的蕎麥麪”之類),怕説錯了,給養父母惹來無妄之災於是一口咬定了“苞米碴”。人家一問,就答“苞米碴”。後來東鄰西舍的大爺大媽們都以此揶揄我:“你們家怎麼天天頓頓吃苞米碴呀?”

1945年春天,我上學了。開學第一天回家,養父問我:“學什麼了?”“老師説我們是滿洲國人!”啪!平生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耳光搧了過來:“胡説!我們是中國人!”養父給我講,我們是中國人,這“滿洲國”是日本侵佔我們家鄉設立的偽政權。講完了,還是説:”到外面不要這樣説。”我小小的心裏堵上了一塊大石頭。

受的是奴化教育:走進校門,就要朝着遠遠的校長辦公室鞠躬,據説那裏有日本天皇的肖像。這個天皇是誰?長什麼樣子?為什麼要向他鞠躬?我一直都不知道。

出操,上體育課,喊口令都用日語。小學一年級就上日語課。養父拒絕給我買日語書。上課時我只好看鄰座小朋友的書,整整一個學期,我一句日語也沒學會。在街上見到老師敬禮時必須用日語問好。我的辦法是:遠遠看見老師來了,撒丫子就往家跑,或者趕快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兵荒馬亂“跑鬍子”

八月中旬,我在家度暑假。一天,忽見一隊士兵白麪孔,黃頭髮,騎着高頭大馬,從我家門前飛馳而過。

小山村沸騰了!人們奔走相告:“小日本投降了!蘇聯紅軍來了!”

蘇聯紅軍並未在村中停留。老百姓高興的日子沒過上幾天,這裏成了土匪橫行的世界,人們又重新生活在恐懼中。有時一夜之間會有兩股“鬍子”來到:上半夜一股土匪打槍打炮從村東頭進來,燒殺搶掠,弄得雞飛狗跳。人們剛剛喘口氣,下半夜又一股土匪從村西頭打進來,搶東西,佔民房。我的養母和懷抱着我那可憐遺腹子小弟弟的母親要把土匪開槍打死的家養雞做好他們大吃大嚼。我那隻可愛的小狗小白也被他們開槍打死,陳屍數日於陽溝中。

我的養父怕“鬍子”綁票,他要逃走。家裏有五個孩子,小弟弟還在吃奶。養母決定留下陪我母親,讓養父把我帶走。怎麼走?往哪裏逃?我們村往東30公里便是黑龍江省的地界,據説那裏比較安全。夜裏我和養父出發了:僱了一輛牛車,車廂裏裝滿了青草,車伕將我和養父藏在草堆裏。漆黑的夜,萬籟俱寂,只聽見老牛呼哧呼哧在荒野的路上吃力前行的聲音。我躺在草堆裏,望着滿天的星星,不敢説話,更無法入睡,擔心着一分鐘之後就會有土匪出現,恐懼和絕望攫住了我的心……

盼天明啊!那是1946年,我八歲。

 

太陽出來上學堂

一九四七年,共產黨來到我家鄉,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大字告示貼滿街。我只認識最後兩個大字:雲澤。他就是烏蘭夫,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對,雲開了,霧散了,共產黨來了,老百姓的日子太平了。

四七年冬天,土改工作隊進了村。打土豪,分田地,農民翻身作主人,個個喜氣洋洋。我家也分了土地。特別有趣的是,土地證上户主一欄寫的是我大弟弟的名字,他那時才六歲。農村當時認為户主必須是家中最長的男丁。我父親已於1944年去世,六歲的大弟弟就成了我們家年齡最大的男人。

那些嚴寒的冬夜,我常常土改工作隊的住地那裏找女隊員玩。她們教我唱《解放區的天》《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教我唱《蘭花花》《南泥灣》,給我講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間艱苦鬥爭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第一次聽到楊靖宇、趙一曼名字,聽到“八女投江”的悲壯事蹟。我心中湧起一熱烈的願望:這就是共產黨,這就是共產黨人。他們為老百姓謀幸福,不怕困難,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我要跟這樣的黨走,我要做這樣的人!

我的初心就從這裏開始。那是1947年,我九歲。

讓我最高興的是土改後,關閉兩年多的學校重開了我又能上學了。從48年到50年,我連續跳級,追上了耽誤的兩年時光,三年讀完了小學六年的課程。49年學校建立了少先隊組織,我胸前佩了紅領巾,臂上別上了三道槓(大隊長)。

 

初心不忘勤耕耘

中學時期,我閲讀了大量俄羅斯、蘇聯的文學作品,進一步受到革命英雄事蹟的感染。使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動的,是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那段關於人生與生命的名言:

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説:“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這段話,我不僅倒背如流,銘記在心,而且寫在日記本里。不虛度年華,不碌碌無為,成了我的座右銘。

我從北大畢業後,1964年開始在高校任教,直到1999年1月退休三十五年的教書生涯,無一日敢懈怠,無一事敢馬虎,始終對黨的教育事業心存敬畏之心。1978年6月,正式宣佈改革開放之前我就得到了出國進修的機會。此後我又多次出國工作、進行文化交流和研究。

1980年我又開始利用業餘時間搞文學翻譯,兩條線作戰,非常辛苦。但是我很高興,希望可以補上十年文革荒廢的時光,實現自己不虛度年華不碌碌無為的願望。

1986年時,各民主黨派均恢復了生機,十分活躍。我在北大時的一位老師,時任民盟中央某部部長。他找到我,動員我參加民盟,並把入盟申請表交到我手裏。

我的心活動起來:大學畢業不到三年就趕上文革,當了十幾年的“臭老九”,自然不敢考慮入黨問題。改革開放初期,也見幾個知識分子入黨。我已經四十八歲,可以考慮加入民盟讓自己在組織上找到一個歸宿。民盟成員多為高級知識分子,對我來説也比較適合。當然,我更向往加入中國共產黨。可是,黨怎麼就不召喚我呢?一夜未眠,輾轉反側。第二天到校,向總支書記彙報了自己的想法。數日後,書記找我談話,把入黨申請書交到我手中。不久召開支部會,討論我的入黨問題我成為了預備黨員,一年後轉正。

政治上有了歸宿,我工作更加努力,文學翻譯進展神速,每年都有新的譯作發表。《巴爾扎克全集》《追憶似水年華》《莫泊桑小説全集》《家庭史》等幾個大工程,都有我的參與。特別是30卷共1200萬字的《巴爾扎克全集》,我不僅翻譯了其中的十二部作品(220萬字),參加了5卷書的編校工作我也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巴全》總編艾珉女士稱為“傅雷先生之後對翻譯介紹巴爾扎克貢獻最大的翻譯家”。此外,也在上海譯文、南京譯林、商務印書館、上海人民等出版社發表了盧梭、狄德羅、薩特、凡爾納、巴贊等名家名作的譯本。由於教學工作及教書育人方面的成績突出1989年當選為北京市的優秀教師,在人民大會堂接受表彰。出於在法語教學及法國文學翻譯方面對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貢獻,1996年被法蘭西共和國授予棕櫚騎士勳章。

退休後,又斷斷續續教過五年法語,培養了不少準備出國的學生。先生罹患三種癌症,生病九年。我精心照顧病人,身心俱疲,直至2009年11月他永遠離開了我。此後我又譯了幾本書,幾十年以前的譯作也不斷得到再版、重版。

 

不失本心耄耋行

2021年,中國共產黨立一百年。我這個八十歲的老嫗,還能做什麼呢?概括説來,我現在的狀態是“四個堅持”:

堅持學習,我是不知疲倦的學習者。我愛學習,學習使我感到快樂。文革期間,“停課鬧革命”,下“五七”幹校,我也一直堅持學習法文,學習毛選、毛主席語錄的法文版,看“樣板戲”的法文譯文,確信以後一定會用得上,為黨的教育事業服務。現在要學的東西更多了,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科學方面,包括醫學、養生方面,歷史方面(中國史世界史黨史)都有很多新理論、新發現、新的研究成果。我每天都努力學習,希望跟上時代。

堅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熱愛生活,熱愛生命,從心理上、精神上保持年輕。年輕而快樂地活着,善待慢慢老去的自己。我堅信,心若年輕,歲月不老。村上春樹説過:“人變老,不是從第一道縐紋、第一根白髮開始,而是從放棄自己那一刻開始。只有對自己不放棄的人,才能活成不怕老、不會老的人。”他説得很對,我就要做這樣的人。

不失本心,堅持自己的操守,堅持自己獨立的人格。人的兩種力量最有魅力,一是人格的力量,一是思想的力量。人格如金,純度越高,品位越高。

不失本心,堅持不能做大事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由於疫情,八月初校園開放後,各處的月季園仍未打理。後勤員工有的尚未返校,無暇顧及。我每次散步經過月季園,就去薅掉幾把野草,拉掉幾支纏住枝條的攀援植物,讓花莖自由呼吸,讓花朵得以綻放。看到學生在校園裏滑滑板,影響安全,便上前提醒。教八歲的孫女學法文,為培養代出力。爭取實現愛黨愛國愛校愛家一線通。

這就是我對初心的回憶和我不失本心的現狀。

 

袁樹仁1938年生於內蒙古,1986年入黨。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語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法蘭西共和國授予棕櫚騎士勳章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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